保险业在疫情中的风险保障价值虽有目共睹，但其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风险保障作用仍未充分发挥。保险业如何解决社会、企业和家庭的补偿、稳定和未来可持续发展等问题，需要更深层次的思考。
数据显示，2017年全球保险费总计增加3.7%，规模达到3.10万亿美金，中国全行业收入保费3.66万亿元，保险业资产总量超16.12万亿元，是世界上第二大保险市场。但在许多突发性公共安全事件中，保险能够发挥的作用仍十分有限，尚未充分发挥出经济“减震器”和社会“稳定器”的作用。
突发公共事件的风险管理，较大程度上还是依靠“政府财政救济为主、民间捐款为辅”的灾后救济模式，商业保险参与较少。如2008年，汶川地震直接经济损失高达8450亿元，保险行业的赔款占比不足0.3%，大部分损失来自国家财政拨款以及国内捐款援助。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也不例外，大量的经济支付是靠个人医保和国家兜底保障，真正由保险机构理赔支付的份额很少。
不管个人还是企业，通过购置保险来转移相关风险的比例较低。2017年，我国城市家庭户均总资产规模161.7万元，户均可投资资产规模55.7万元。家庭总资产配置中，房产占比高达77.7%，金融资产配置占比仅为11.8%。而在金融资产配置中，银行存款占42.9%，保险仅占17%。即在家庭总资产规模中，仅有2%的资产配置了保险。而从国内企业看，企业购买的财产保险较少。2019年，企财险在财险公司业务中占比不足4%，作为企财险附加险的营业中断保险投保率就更低。
由于缺乏对保险参与突发公共事件管理的深度认知，加上保险不是刚性需求，当风险发生时，人们多期望于国家和社会提供的救助，社会整体投保力度和意愿未能充分释放。
另一方面，代理人薪酬机制决定了其以佣金为利益导向的展业方式，代理人信用被过度透支，导致行业容易出现理赔难、服务不足等问题，大众普遍对保险业缺乏信任，在很大程度上也制约着社会保险意识增强和实际保险投入的增加。
市场方面，我国现有保险的产品结构单一，其在危机风险管理中的社会性功能未能充分发挥。其突出问题在产品功能的定位失调，保险机构大量引入储蓄型保险产品，那些能够立足于未来风险防范、为消费者提供风险危机损失有效对冲保障的保险产品不足。寿险公司偏重发展理财型、短期储蓄型产品，意外、健康、养老等保障型业务发展不足。财产险公司“扎堆”发展车险，国家治理密切相关的责任险占比仅5%，远低于发达国家责任险1/3的市场份额。其他与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相关的保险业务发展程度还不够，例如取消类责任保险、营业中断损失保险、雇主责任险、货物运输险、企业财产保险等，且这些业务在财险行业中占比很小。
保险是社会治理，特别是公共安全管理的重要组成，保险也是一种市场制度安排。全社会应以此次疫情为契机，通过各种方式和渠道，加大风险防范管理的宣传与教育，提升全社会的风险与保险意识。除了公众健康意识增强外，还应引导社会对各种突发自然灾害和公共危机事件的保险防范，从健康险自觉扩展到参与各类灾情保险。
保险业应发挥自身的专业优势，从应对重大风险危机的保障角度出发，加快发展有效保障公众利益的保险业务。如重点围绕与突发公共卫生安全事件风险高度相关的行业和企业，有针对性地开发和完善产品、技术和服务体系。加快发展有效保障公众利益的保险业务，重点包括自然灾害险、农业险、动物疫情险、巨灾险、重疾险、意外险、企财险特别是营业中断险和取消险、责任险等。记者 任国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