核心要点：
1第一代农民工深知挣钱不易，还面临着养家糊口的责任，养成了勤俭节约的习惯，善于积累而不愿消费。他们的收入都寄回老家用于老小的日常开销、建房修房和子女结婚。 2第二代农民工压力比父代轻，收入不必寄回老家用于父母生活，能够用于自身消费。这一代农民工还处于城市化的浪潮中，部分农民工依靠自身努力或父辈支持，进入到城镇生活。 3第三代农民工几乎没有接触过农业生产，为了表述方便，暂且也用农民工指代。他们普遍不愿意进工厂，更多选择服务业。也缺乏纪律意识和积累意识，工作自由，不受约束。 4当一代人沉浸于消费主义时，就会出现婚配的现实主义，家庭厚实的适龄青年能够找到对象，穷人家的适龄青年就可能一辈子打光棍，即使有幸能够找到对象，也存在着极大的不稳定风险。 5服务性质的工作轻松、自由、结算快速（换言之来钱快），符合年轻人对时间掌控的诉求和享乐消费的诉求。由于年轻人普遍进入到服务业，我国工业产业的发展就面临着人才补给和更新不足的问题。自改革开放以后，我国就开启了农村人口进城寻找工作的潮流，进城就业的农村人口被称为农民工。按照年龄段进行划分，从1970年代末期至今，我国已经出现了三代农民工，第一代农民工以60后-70后为主，第二代农民工以80后-90后为主，第三代农民工以00后为主。三代农民工在年轻时所处的产业发展环境、劳动就业环境不同，同时面对的家庭再生产的要求和城市化的要求亦不同，从而形塑了他们不同的生活心态和消费习惯。面对新的环境和新的要求，第三代农民工的身份正在去双重身份化，但是却还未找到新的身份认同。
(资料图)
一、三代农民工的特点差异
农民工是对农村户籍人口与城市务工人员双重身份的界定，经过40余年的发展，我国已经出现了三代农民工，三代农民工表现出差异化的特点。
第一代农民工主要是60后和70后，他们进城务工的起始时间是80年代初期至90年代，此时我国的经济发展刚刚复苏，需要进行大量的基础设施建设，产业发展有待成型，大量的农民工涌向城市，进城的劳动力富足，而工厂的就业机会有限。因此，第一代农民工进城务工所选择的职业，包括做手艺和进工厂两种类型，当时有手艺的人包括木工、泥工、水电工等，他们在工地上干活，没有手艺的人就选择进入到工厂做流水线工人。在当时的就业环境下，农民工处于劣势地位，他们没有谈判能力，工资由老板说了算，至少是每月一结算，农民工甚至是每年一结算，还存在拖欠的情况。农民工挣钱不容易，不过相比于在老家务农，他们总算有现金结余。由于一代农民工的父母基本在家务农，务农只能保温饱，缺少结余，因此家庭的发展要靠这一代农民工，他们要养老抚小。对于一代农民工而言，他们深知挣钱不易，还面临着养家糊口的责任，故而不愿冒风险而慎于流动，并养成了勤俭节约的习惯，善于积累而不愿消费，他们将收入都寄回老家用于老小的日常开销、建房修房和子女结婚。这一代农民工对自我的安排是不能在城市务工之后，就回到乡村定居，他们对于乡村还有浓厚的感情。
第二代农民工主要是80后和90后，他们进城务工的起始时间是00年代至10年代，此时我国的经济发展已经相对成熟，工业产业发展兴旺，第三产业也开始蓬勃发展，就业市场机会充沛，进城劳动力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。这一代农民工的市场就业机会多，他们有一部分人进入到工厂打工，还有一部分选择在城市做小生意。随着我国产业发展的规范化，拖欠农民工工资的现象明显好转，且工资水平不断上升，在工厂务工的农民工能够获得有保障的工资待遇，而在城市做小生意的农民工则能够持续进账。第二代农民工在面对家庭时，压力要比父代轻，一是他们挣钱更加容易，二是父代的积累给予他们生存乃至发展的保障，尤其在婚配时由父母为他们承担婚配成本，甚至在生小孩之后还可以继续啃老。他们所挣的收入，不必寄回老家用于父母生活，能够用于自身消费。在市场化程度不断深化的环境下，不仅就业机会多，各类消费也层出不穷，因此养成了二代农民工就业流动性强，且爱消费而不善于攒钱的行为习惯。这一代农民工还处于城市化的浪潮中，部分农民工依靠自身努力或父辈支持，进入到城镇生活，还有部分农民工则继续在农村生活，对于农村还有一定的感情和依赖，但是不能进城的农民工向往城市生活。
第三代农民工主要是00后，这一代农民工不一定是农民工，因为他们几乎没有接触过农业生产，从未有过农业经验，但他们的父辈则有一定的农业生产经验，从事过农业生产活动，只是为了表述方便，暂且对这一代人也使用农民工这一概念进行分析。00后现在开始进入到劳动力市场进行择业，由于市场经济飞速发展，各行各业就业机会层出不穷，尤其是第三产业发展迅速，初高中毕业就外出务工的00后更多选择服务业，比如做餐厅服务员、快递员、外卖员、滴滴司机等。之所以愿意进入到服务行业工作，一是工作相对自由，二是轻松，三是收入可以快速结算，如日结、周结或半月结。他们做小生意的不多，00后没有积累，缺乏吃苦耐劳的精神，即使有少部分人会去做小生意，也主要是依靠父辈的资金支持。
他们普遍不愿意进入到工厂工作，主要是因工厂劳动时间长，工作不自由，收入还不比服务业高。在企业调研时发现，现在年轻人都不愿意进厂务工，尤其是不愿意上夜班，理由是工厂的工作太辛苦、不自由，不能上网打游戏，工厂的流水线工作比不上服务业的工作自由。这一代农民工，他们是成长在国家飞速发展的年代，没有吃过苦，享受着父辈和祖辈在外挣钱在家花所带来的甜头，因此他们缺乏纪律意识，工作自由，不受约束，也缺乏积累意识，挣到钱就花，没有钱再外出挣钱。他们对于未来和成家立业缺乏考虑，过着“过一天敲一天钟”的日子。他们同样处于城镇化的浪潮中，但是可以确定的是，完全依靠他们自身，是难以顺利进城定居的，要看他们的父辈是否有能力支持他们进城。
总结来看，我国一代农民工重积累、轻消费，具有浓厚的家庭观念和乡土意识；二代农民工轻积累、重消费，较为依赖父辈的支持，还存有一定的家庭观念，同时处于城镇化的浪潮中，具有城市化的愿望，在一定程度上要依靠父代的支持进城定居；三代农民工不积累、强消费，“一人吃饱全家不饿”，缺乏家庭观念，在家庭再生产上完全依赖父辈的支持，他们对于农村几乎不再依赖，面向城市生活。
二、三代农民工面临的婚配困境与消费主义之反思
消费结构和代际支持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婚配结构。一代农民工不论男女都重视积累，不愿意消费，在于他们在务工中还有家庭的考量，在外挣钱要寄回老家维持家庭再生产。注重积累的男青年和女青年，在找对象时均看重个人能力，这种个人能力直接关乎到家庭的积累能力，60后、70后女性找对象时，特别不喜欢打扮得花枝招展的男性，更喜欢踏实肯干的男性，这种考虑背后暗含的是能否通过踏实肯干增加积累，从而让家庭变得更稳定更幸福。在这一代农民工进行婚配的时期，家庭支持既不可能也不需要。
二代农民工虽然已经开始出现消费意识，在婚恋时注重感情表达，尤其喜欢通过物质展现爱情的力量，比如彩礼数量、三金五金、房子、车子等。由于已经出现消费意识，年轻女性也变得现实，在找对象时更加看重男性自身及其家庭的财力。二代农民工如果是依靠个体的力量，不一定能够获得稳定的婚姻，因他们在婚前注重消费，不懂得攒钱。不过，由于有父代的支持，父代通过积累实现“恩往下流”，将积累的资财投入到子代身上，使得这一代人能够在父辈的财力支持下完成婚配，维持家庭生活，甚至进入城镇生活。如果缺乏父辈的支持，这一代农民工找对象和进城都会存在问题。
在三代农民工面对婚配问题时，由于他们的消费欲望强烈，物欲旺盛，缺少积累能力，他们所面对的对象同样是消费欲望强烈的年轻女性，在找对象时更为看重男性的消费能力和支付能力，如果不能满足他们的消费欲望，男性就很难找到女朋友。一些农三代反映，现在的女孩很现实，有钱就有得谈，没钱就不可能跟你谈恋爱。然而，这一代农民工还存在一个更为严峻的问题是，他们的父辈也缺乏积累能力，还有一些父辈进城生活还要依靠上一代人的支持，不能像他们的祖辈支持父辈一样支持他们，不能为他们在城市买房和娶媳妇。三代农民工就面临着严峻的婚配问题，当年轻男性面对秉持现实主义思想的女性时，他们也就会选择得过且过的生活方式，这种生活方式进一步加剧了他们的消费主义情绪，宁愿将赚来的钱用于满足自己的日常享乐，也不乐意将钱积攒起来娶媳妇。如此就会陷入一个恶性循环，三代农民工越是消费，越缺少积累，越难以找到对象，越是难找到对象，就越是倾向于消费。
可以看到，当一代人沉浸于消费主义时，就会出现婚配的现实主义，即家庭厚实的适龄青年能够找到对象，穷人家的适龄青年就可能一辈子打光棍，即使有幸能够找到对象，也存在着极大的不稳定风险。目前，这种消费主义的风潮还在蔓延，严重影响到新一代年轻人的价值观和婚配观。
三、农民工三代的自由主义与产业发展的劳动力诉求
新一代年轻人身上的消费主义，与自由主义思潮的蔓延有关。这种自由主义思潮表现在方方面面，包括学习自由、择业自由、恋爱自由、生活自由等。当这种自由主义观念泛滥时，既会影响到年轻一代的能力积累，也会影响到年轻一代对于未来的预期与判断。自由主义的核心是以我为主，随心所欲，这种思想缺乏规则约束，按照个体主义的方式生活。那么，由于缺乏外在规则的约束，年轻一代按照自身的诉求过眼前的生活，却无法也无能力考虑未来的生活前景。然而，中国人的家庭是中国人的希望和意义之所在，大多数个体难以依靠以己为中心寻找到持久的意义，秉持个体主义价值观的个体容易走向虚无主义。如果不建立家庭，极易失去生命的意义，不仅对于个体而言不利，而且对于社会同样不利。
在自由主义和消费主义的浪潮下，我国年轻一代普遍选择了服务性质的工作，这种工作轻松、自由、结算快速（换言之来钱快），符合年轻人对时间掌控的诉求和享乐消费的诉求。由于年轻人普遍进入到服务业，我国工业产业的发展就面临着人才补给和更新不足的问题。我国工业产业的发展，长期以来依赖进城务工的农民工，勤劳而价廉的一二代农民工构成我国工业发展的主力，使得我国工业发展借助人口红利获得了享誉世界的“中国制造”之美誉。然而，随着劳动力水平的提高和市场经济的发展，劳动力的工资水平上涨，我国人口红利的优势不断丧失，而中国制造的低利润率也使得我国工业发展面临着转型升级的压力。
近年来，我国开始在内忧外患的压力下进行产业的转型升级，转型的产业不能再依赖缺乏技术技能的农民工，而是需求拥有一定文化水平、懂得生产技术和管理经验的产业工人。但是在转型升级过程中发现，我国不仅缺乏高水平的技术人才，也缺乏愿意从事一线生产的技能工人。技能工人的缺乏，根本原因在于我国年轻人都不愿意从事生产规律、纪律严格且技术集成的产业工作，更愿意选择自由、轻松、来钱快的服务工作，而农民工已经跟不上产业发展的步伐，不再适应技术集成和知识密集的产业需求。
事实上，稳定的工作和积极的消费是此消彼长的关系，其辩证法体现在时间分配的哲学中。稳定的工作不仅通过占据时间用于生产而压制消费，而且通过辛苦付出深知挣钱之不易而慎重消费，因此稳定的工作能够促进积累。相反，流动的工作则会加剧消费，一是在流动的间隙充满无数的消费需求和消费机会，二是流动缺乏生活预期，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，因此会进一步促使消费思想的增长。对于三代农民工而言，要改变不稳定的生活状态，可以通过成为产业工人实现思想和习惯的转变，稳定的生产状态能够改变流动样态和消费习惯，促使他们获得稳定的生活来源和稳定的生活预期，并增强获得未来生活的资本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