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透过12个小镇女性,她写尽中国女人的苦难一生:辍学、家暴、无处可去

2023-03-15 10:22:30    来源:谷雨实验室    

在古镇上,作家易小荷算得上是一个异类。


(资料图)

没有人像她一样,出门时会在腋下夹一本余秀华的诗集。本地人形容“什么东西都能买到”的超市,在易小荷笔下,只能对付基本的生活需求:这里买不到无糖咖啡,只有三合一;没有内衣净,一切衣物的清洗都统一在一块肥皂上;在所有大门敞开的乡镇人家中,她是唯一一个有白天关门习惯的人,即使这个租房的内外两扇门,凭一人之力就能推倒。

最重要的,易小荷总是独自一人,既不做家务,也不用带孩子,这超出了当地人的生活经验。“这镇上有各色各样的婚姻形态,但就是容忍不了单身的女人,离婚的女人、出轨的女人。”易小荷在书里写道。

打麻将仿佛是镇上人的“主业”,不分男女老少,也不顾时间场合。易小荷不会,只好拒绝街坊热情的邀请。满街搓麻将的声音此起彼伏,易小荷却把自己关在房间里看书、练瑜伽。这样一个与小镇格格不入的女人,很自然地引起了流言。传到易小荷耳朵里的版本是——她是某位高官的夫人,有钱有闲,坐拥当地好几套房。

赶场时的“野生”拔火罐©易小荷

2021年,作家、媒体人易小荷创业失败,决定暂时离开上海,回到四川自贡的老家,这也为她的写作计划腾出了大片时间。书写乡镇边缘女性群体的想法由来已久。多年来,作为记者,易小荷辗转于北京、洛杉矶、纽约、巴黎、上海等城市。乡镇于她,是“对中国一无所知的那部分”。

很久之前,易小荷看过一个农村女子难产的报道,丈夫叮嘱大夫,一定要保小。而在城市里,她却总听到有人评价,中国女性是东亚地区女性中地位最高的。北上广深在全国只有寥寥几个,但像仙市这样的小镇却不计其数。她决定,趁着回老家的这段时间,去看看更真实的,也更广阔的乡镇。

在自贡的高铁站下车,经过十几分钟的车程,穿过大片农田,就能抵达码头。再由摆渡人撑着长竿,坐船到古镇街头。古镇是典型的丘陵地带,釜溪河蜿蜒而过,街道高低起伏。踩上青色的石板路,能看见两旁青瓦白墙的民居。木制门窗边,挂着晾晒的衣物和用来腌制的咸菜。

古镇靠河的一边,对岸是一片油菜花地©易小荷

这里是仙市镇,被划为四川自贡的旅游景区。古镇介于贫困与温饱之间,距离易小荷的家只有十几公里,以前,她只作为游客来打卡过一次。小镇不过三条半街,当地人形容,“划根火柴的功夫,就能在镇上逛一圈”。但就是在这个窄小的空间里,易小荷与最具冲击力的现实迎面相撞。

她跟一位城市里的作家朋友讲述自己初到盐镇的见闻:“没想到都已经这个年代了,还有这样的女人,全镇的人都知道或者目睹过她遭遇家暴,但是大家似乎都习以为常,而她自己也完全没有想过摆脱这种生活。”

“但你想不到吧,她同时也是镇上最受欢迎的媒婆。”

街上任何一个普通女人的故事都能触动易小荷敏感的神经。她没有想到,当人们在大城市高谈阔论女性权利的时候,还有女性依旧重复着古老时代的轮回。

在这里生活了一年后,她选择了12位女性的故事,集写成书。在后记中,她写道:“盐镇的生活是一道道细碎的裂口,女人拼命止血,而男人们在撒盐。”

在苦难的底端

易小荷租住在靠近河边码头的屋子,附近就是媒婆王大孃家开的茶馆。刚认识这位新邻居时,王大孃穿着旗袍,戴着长串珍珠项链。63岁的她,身材依旧凹凸有致,“打皱皱”的脸上,还能看出年轻时的标致。

在易小荷最初的印象里,她是个风风光光的孃孃。附近有适婚男女的家庭,都有求于她,占用她家面前空地卖货的商贩,也对她客气有加。

镇上的茶馆©易小荷

后来熟悉起来,王大孃才开始跟易小荷诉苦,自己的丈夫是个“烂账”,“勾搭过无数女人”。邻居也告诉易小荷,王大孃被丈夫在大街上追着打,镇上人人都知道。

在四十多年的婚姻里,她被打断过手,身上常年挂着乌青的淤痕。最严重的一次,她被丈夫按倒在地,抡圆的拳头砸在身上,肚子挨了男人一脚,随即吐出一口鲜血。她感受到了死亡逼近的恐惧。

家暴起初是因为抓奸。丈夫出轨过众多女人,镇上人都知道,但谁也没有当回事,只有王大孃忍不下这口气。

婚姻不幸,一部分的缘由是王大孃“不争气的肚皮”——她只生下两个女儿。王大孃怀过儿子,但在计划生育的政策下,她四次被抓走引产,每次都是男娃。其中一个快七个月了,小手已经长出了指甲,在死去前抓着王大孃的手臂,留下让她一辈子都忘不掉的温度。

王大孃不是没有到外地保胎的机会,但丈夫一方面风流成性,一方面又疑心病重,对她控制很严,所以才不能成行。

一个在时代、婚姻双重重压下的受害者,变成了这个家庭的罪人。婆婆嘲讽她“年年都在坐月子”“只晓得生耙(软)蛋”。而丈夫出轨,更是有了名正言顺的理由:“找个年轻漂亮的婆娘,好生个儿子。”

在仙市镇,即使闲聊,女人们的双手也在择菜、削萝卜、带小孩,从不歇着。易小荷是唯一一个能从这类琐事脱身的人。她在大街上闲逛,参加当地人的婚礼坝坝宴,跟着女人们到葬礼的道场。每逢农历三、六、九,一有时间,就跟着镇上人的人赶场。饭馆的老板娘、茶馆里的客人、美甲店里的女人们,都是她聊天的对象。

赶场的女人©易小荷

在这些命运各异的女人身上,易小荷发现了一个共同点——“许多女人都被男人打过”。一个男人提着刀,追着妻子满街跑,被邻居劝下来才作罢。

说合王大孃夫妻的杨瞎子,曾经也是家暴的受害者。杨瞎子也是易小荷的邻居之一。从她屋子的二楼望下去,能看见杨瞎子家的堂屋。

在这里,盲人被直截了当地叫做“瞎子”,再冠以姓氏,用来区分。两个盲人的结合,本该是弱势个体的互相依靠。可出人意料的是,杨瞎子曾无意间跟易小荷透露,丈夫不仅家暴过她,而且从来没给过她一分钱。

在小镇这样的熟人社会中,打开一个人的话匣子,就会掉出另一个人的故事。王大孃和邻居们都曾和易小荷提到,镇上有个叫童慧的清高女人,只有一个人跟她关系特别好,“就像个男的”。在镇上的时间长了,易小荷也常常看见她们肩并肩走在小镇的街巷之中。

她们是镇上的一对同性伴侣。李红梅走路呈外八字,腰间拴着一串钥匙。她性格豪爽,一天就能抽掉一包烟。有七八次因为喝酒过量,被送到卫生院打吊瓶。

童慧年轻时是镇上有名的美人。她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,看不上镇子里赌钱、喝酒、家暴的男人,在李红梅的猛烈追求下,她最终决定选择这个“没有不良嗜好”的女人。

但日子久了,两个人慢慢活成了镇子上的异性恋夫妻。童慧因为劝对方不要喝酒,就招来一顿大骂。她曾给易小荷发来一张照片,上面有她挨打之后,脖子上的痕迹。童慧说,李红梅还曾当着别人的面,打她一耳光。

易小荷见过李红梅年轻时的照片,在她的第一段婚姻,还是某个人的妻子时,她长相清秀甜美,脸上挂着两个小酒窝。和童慧在一起后,她开始换成了中性的打扮,穿看不出轮廓的上衣,甚至喝酒家暴等积习,都是在向当地男性文化靠拢的结果。

“哪怕是两个女人,因为落后的环境、封建的思想、见识的狭窄,一个女性最后也可以像男性一样,偶尔也会去‘压迫’另外一个女性。”这也让易小荷意识到,女性在这里,不只是一种性别,更是一种作为弱者的处境。

除了女性,易小荷还会留意那些最不起眼的动物。她目睹一群孩子拿着石头砸一只橘猫,猫吓坏了,四下寻找躲避的地方。羊肉店外的山羊,大多数时间只是呆呆地站着,直到宰杀之日,眼底装着跟人一样的恐惧和眼泪。一条大黄狗不合时宜地冲进茶馆,被几个大男人用板凳卡住,打得空调、桌椅、地上,全溅满晃眼的鲜血。

某种程度上,动物就是人的镜像。在面对强者时,两者的命运其实并没有本质的不同。她在一篇文章中写道:“生命在这里被碾轧到尘埃里,大部分时候没有任何反抗。”

在这个集齐了贫穷、苦难、边缘元素的乡镇中,女人们是生态圈中的底层,是怯弱者挥刀的所向。

这也是为什么易小荷最终选择12位女性成书的原因:“弱势人群是观察整个社会最好的一个侧面,一个社会怎么对待女性,这个社会就是什么样的,女性的处境是一个社会的天然尺度。”

心理按摩师

王大孃总喜欢聊起神佛、菩萨、因果报应的话题,每次都会压低声量,仿佛有什么神秘力量就在身边。有一次,她跟易小荷提及当地“特别神”的仙婆,“四里八乡都找她”。

易小荷来了兴趣,请王大孃带她见见仙婆。2021年8月16号,两个人五点多就起床,天还没亮透,就要赶着出门。这也是王大孃的安排,“仙婆的生意特别好,你如果不早去,就有可能看不上,或者要排队排很久。”

到了仙婆家,门口已经停了好几辆“两轮”和私家车。穿过堂屋往左拐,就是仙婆所在的房间。窗帘只掀开了一小角,透进来微弱的光线。昏暗的小屋摆满了木板凳,是给平时排队等候的人特地准备的。最里侧,摆着一张仙婆的大床。

仙婆家的一角©易小荷

易小荷坐下来等了一会儿,门口走进来一个面色红润的短发中年女人。这位仙婆看上去跟镇上的普通农妇没什么两样,嗓门大,声音爽朗。看见房间里已经有四五个村民等候,她先是坐在床上,跟村民聊家常,然后突然在床上躺下,语气变得严肃,问来人“姓甚名谁?”

村民们挨个报上姓名,毫无保留地诉说自家隐私,再求仙婆化解。有人得了怪病,或者有癌症,有人最近休息不好,多梦惊扰。健康、婚姻,大多是生活中最基本的诉求。现场没有人过问前途、事业、财运一类的“高阶”烦恼。

易小荷发现,跟普通村民相比,仙婆更擅长察言观色。轮到易小荷时,王大孃一上来跟仙婆就介绍:“她是从上海来的。”即使没有提醒,仙婆大概也能看出,比起其他村民,易小荷皮肤更白,身上也没有常年体力劳作留下的痕迹。

仙婆算出来,易小荷是个“技术型的人才”,“走到哪个工厂,都会有人抢着要。”

仙婆的主要技能是“下阴”。她嘴里念念有词,召唤魂灵上身,用对方死去亲人的口吻,与村里人对话。仙婆就像镇上人的“心理按摩师”,让村民看到生活透进来的一线光亮。每当遇到什么解决不了的难题,他们就会找到仙婆,这也发展成了每个村子里最兴旺的生意。

“她用他们在地下亲人的声音告诉他们:这个世界还有人在记挂他们,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”易小荷说:“人家是上面有人,他们是‘地下’有人。”

镇上的人习惯烧香拜佛©易小荷

不同人笃信的仙婆也不一样。一个镇上的母亲找到一位仙婆,称自己的女儿曾迷迷糊糊走到32楼,准备跳下。仙婆认为女孩“撞到了不干净的东西”,她让女孩的家人晚上八点,在房子的北边烧纸,一边骂一边走回来。等孩子回家,就在她的背上撒米。

这位母亲起初并不知情,女儿从职高退学,14岁就进入一个灰色行业,帮着男朋友在KTV管理幺妹(未成年坐台小姐)的团队。那是一个充满谎言、暴力、甚至毒品的世界。“不干净的东西”,实则是女孩患有抑郁症。

在这里,人们尤其信命,习惯了被动接受命运的安排。易小荷打过交道的人当中,最让她感到心疼的,是美甲店的老板梁晓清。她是一名85后,在读小学一年级的时候,突然被阿公叫停。身为风水师的阿公断定“梁家注定一个读书人都出不了,就不要浪费那个钱了”。梁晓清聪明而有悟性。靠着在家自学课本,其他孩子做不会的数学题,只有她能解出来。但一个孩子靠读书走出小镇的希望,就这样轻易地、永远地被抹除了。

现实中难以撼动的,只能交付给神迹。王大孃被打到吐出鲜血的那次,她趁着丈夫分神,忍着痛站起来,一口气跑出去,不是找人求助,也并非逃跑,而是冲到观音阁跪下哭诉。她想到两个女儿,自己还不能死,只好求菩萨搭救。易小荷开始理解王大孃们:“如果连这些都没有,她们的人生要怎么办?”

普通人的历史

易小荷在古镇居住了三四个月后,连远一点的村子都有人知道,仙市镇上来了个作家。

一个邻村的女人加了易小荷的微信,刚刚通过好友验证,就发来几十条60秒的语音。后来,她还主动找到易小荷家里,问易小荷:“我的故事很精彩,你要不要写一下?”

一直以来,镇上都流传着她拐卖了自家的侄子的谣言。为此,孩子的家人跟她反目,走在街上,也会有冲她吐口唾沫。多年之后,孩子被找到,流言不攻自破。但她却没有等来一个道歉。女人更觉得愤怒,逢人就讲她的冤屈,可是根本没有人在意。

“每个人的生活都如此沉重,下个月给孩子交钱怎么办、老人生病了怎么办、自己将来生病了怎么办......哪还有工夫张望别人的生活?”易小荷说。熟人之间,哪怕都住在同一条街上,也没有太多时间彼此打量、倾听。

这些普通人的倾诉欲超过易小荷的想象。王大孃说过,这辈子最大的愿望,就是在她百年之后,能有个人为她写点东西,让别人知道她是个什么样的人。

“大孃”的称呼像是一种印戳,昭示着一个女人熬过40岁,从此模糊掉性别和面目。在王大孃还是王冠花的时候,她身材出挑,只要换上干净的裙子,就是人群中显眼的那个。她喜欢跳舞,教过乡下来的知青,总能引来异性注视的目光。

王大孃的茶馆门口©易小荷

王大孃玩短视频,爱用美颜滤镜,留在唱歌软件上的作品有上千首。她转发在朋友圈里,喜欢一条一条翻给别人看。

弟弟家里有困难,她就偷着接济两个侄子,把老大供到职高。自己没能从家暴的阴霾中脱身,但只要看到有人吵架,哪怕是八竿子打不着的路人,都会放下手里的活路,跑过去劝说:“一个家屋头不容易......”有一次,王大孃看见一个女人正在被丈夫追打,男人手里攥着把杀猪刀,她也敢跑去拉架。

“她是地地道道的好人,是一个懦弱的好人,但没人知道,也没人记录,”易小荷说,“别人只知道她很造孽(可怜),被家暴,老公出轨,一个女人的一生就应该只是这样吗?”

易小荷搜寻过与古镇相关的地方志或者书籍,仅有的几本书里,除了记录一位节烈贞女的故事,再没有关于任何女性的记载。

古镇民居©易小荷

听着女人们的故事,易小荷好几次鼻头一酸。从业多年,她依旧容易被“小人物”的故事打动。最早,她是国内知名的体育记者,接触的都是像姚明这样的体坛明星。

“打个比方,采访姚明,只要他出现在公众场合,我得每分每秒跟着他,观察他所有的细节。”易小荷开始反思,“今天有没有吃三明治,(这个细节)其实就算不写又怎么样?对这个人来说,没有什么影响。唯一有影响的,就是报纸上少一点点所谓的‘独家’。”

镇上女人们的面貌拼凑成一组群像,一群被忽略已久、无人关心,最终留不下名字的普通女性。关注小人物的意义感远远大于采访明星,易小荷决定写下《盐镇》这本书,“给这满街的女人做个见证”。

有一次,易小荷在微信小群里和历史学学家罗新开玩笑:“你们好多史学家是记录‘秦舞阳十三岁杀人’(《史记》中的内容),而我感兴趣的是被杀的那个‘人’的命运,他叫什么名字,有没有家人,他有没有过梦想。”

古镇里的娜拉

在一个下午,单亲妈妈陈秀娥冒着大雨找上门来,说自己反悔了,她的故事没有写下来的必要,后来又改口,希望不要使用她的真实姓名。

陈秀娥(就像《盐镇》中的12位女性一样,她们近一半都是化名)跟易小荷相识最早,易小荷曾陪着她在王大孃的茶馆里相亲,到她的家里做客,给她的孩子买零食。相识半年后,陈秀娥对眼前这个作家朋友仍有疑心:“我这一辈子,吃过太多亏,受过太多骗了......很熟的人,我都很难去相信。”

陈秀娥本该是最有希望走出小镇的那类人。她颇有写作天赋,高中拿过满分作文,还曾在《少年文艺》上发表过作品。她就读的高中,是自贡市数一数二的中学,考上本科大学基本稳妥。

她也有过当作家的梦想,但听说,“当作家都是些穷困潦倒的人”,考虑到家里穷,就早早放弃。

人生的转折,发生在她17岁那年。母亲患癌离世后,陈秀娥的成绩一落千丈,最后只考上了广州的电子科大。她在广州只读了一个学期,跟着网恋的男友见过面,就退了学,去了男友的家乡四川宜宾,结婚生子。新婚的愉悦褪去后,男人开始没日没夜赌钱。连公公临终时,丈夫都在牌桌上。

易小荷认识陈秀娥时,她已经离婚6年,带着两个孩子,在镇上找了个幼儿园教师的工作,每个月拿一千多块钱工资。日子过得紧巴而简单。她每天凌晨起床,喂鸡和兔子、做家务、到幼儿园上班,下班后回家辅导完孩子的作业,就到了睡觉的时间。

在方圆几里的丘陵古镇上,陈秀娥的生活慢慢收缩。除了幼儿园的几个同事,她没有更多朋友。读书时期的同学,有的已经记不起来。

走出小镇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,易小荷也面对过相似的境况。对于小地方的孩子来说,大多数人难以成为“小镇做题家”。成绩好的考中专,普通点的上技校,以便早点结束学业,工作赚钱。在他们周围,没人能提供任何新的人生范本。初中毕业时,老师在班上问,有多少个人要读大学?教室里,稀稀疏疏地举起三四条手臂。其中就包括严重偏科的“学渣”易小荷。她对这个结果感到诧异,望向班级第一的那个同学,心想,他为什么不举手?

“如果不是我爸爸跟我说一定要读大学,我不会这么坚定。”易小荷说。但有这种意识的父亲,在当时并不多见。

易小荷在釜溪河的渡船上©易小荷

大学毕业后,和陈秀娥一样,易小荷也曾跟着当时的男朋友去到他所在的城市。她形容那时的自己自卑、懦弱。找不到工作,“经济不独立,精神也不独立。最大的心愿,就是嫁给男朋友,过点小日子”。

一个意外的转机是,男方的家人并不喜欢她,觉得那时候的易小荷穷、胖、不好看。男友也扛不住压力,被迫相亲。那时,易小荷正好看见一个外地的招聘启事,她应聘成功,终于自己从那段最灰暗的生活里打捞出来。

这场阴差阳错的出走,说不清占了多少运气成分。“但凡选错了一点点,都肯定不是现在的我。”

不是所有人都能像易小荷一样幸运。小镇上不乏那些“不彻底的出走者”。家庭、母职,成了把女人们固定在釜溪河上的锚爪。在美甲店的老板梁晓清的人生中,曾经出现过两次出走的机会。

梁晓清©易小荷

一次是在梁晓清刚成年的时候。她在自贡富顺的一个厂工作,有了申请宿舍的条件。但梁晓清不敢离开,她怕自己一走,就没人可以保护随时会被父亲家暴的母亲。

另外一次,是在2018年,为了精进化妆的业务,梁晓清去北京参加大型美妆会。临走时,老师挽留她,“留在北京,不要回去小镇,那里没什么发展”。但彼时,梁晓清已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。18岁时,她就嫁给了一个没什么共同话题,也没有上进心的男人。

这些走出过小镇,又重新回来的女性身上,都有同一个特质:她们身上生长出来的自主意识、自我觉醒,都会慢慢被磨灭,这是强大地方文化的塑造作用。“好不容易生长出的那个‘新’的部分很快就被掐灭了。”易小荷说。

在《盐镇》中,易小荷也承认,越往后读,年代越新。女人们的命运,也越从那种密不透风的窒息感中解脱出来。她们出走的可能越来越大,时代给予的机会越来越多。她所记录的,更多是那些没能成功出走的女人,她们的故事一直默然无闻,她们的伤口一直没有愈合。

这些出走失败的女人后来成为了母亲,自己停留在原地,托举起下一代人。某种程度上,出走的冲动从未消散。跟易小荷成为了朋友后,梁晓清告诉女儿:“你看(易)阿姨多好,你以后长大了,不要像妈妈这样,那么早就结婚,将来才会有更多的选择。”

另一位书中的女性则决定把孩子送到重庆读初中,学费一学期一万六,一个月至少两三千生活费。旁人无法理解,为什么一定要弄到外地读书?只有她清楚,“我就是不能让孩子在这个镇上待着,一定要走得更远。”

撰文丨陈晓妍 编辑丨张瑞 出品丨腾讯新闻 谷雨工作室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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