佘宗明/文自“新十条”出台以来，不少地方都在为企业复工复产摁加速键。在很多人的设想中，防疫政策优化后，人间烟火气就会立马回归，像摁下“一键恢复”按钮，就能初始化电脑系统界面那样。
但由于社会面感染者增加，部分行业企业复工情况受到明显影响。在北京，很多快递网点因快递员大面积感染而出现人力短缺，快件积压严重；在广州，有的餐饮商家因员工陆续“中招”而无法运转，刚恢复堂食又被迫停业。一些反对者据此认为还不如不优化——以往有健康宝绿码和核酸阴性证明“护体”，不少人还能出门，现在不查验这码那码了，出门的人反而少了。
从短期情况看，这似乎不无道理：防疫政策优化后，按理说有助于人和物“流动性”的释放，问题是，随之而来的还有感染者数量快速增加，这会带来两种情形，一是许多“阳”了的人不得不休息，二是很多没“阳”的人担心感染而减少活动面，最终这都会影响社会性流动，给快递、餐饮等行业带来现实冲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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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这忽略了至关重要的一点：解封有着两面性，A面是会消除封控伴生的社会抑制效应，B面是会加速感染高峰的到来，但B带来的瞬时冲击是短期性的，A激活的社会活力却是长期性的。因为短期的负外部性而否定解封长期的积极价值是一种短视。评估封控与解封各自对经济社会的影响，显然也要看长远而非眼下。
对公众而言，当下先要调整不切实际的“放开管控措施=大众快速流动=经济迅速回暖”的预期。从其他国家地区的经验看，解封的确能提振市场信心，但伴随着感染峰值出现的，经常是过渡期内生产节奏被打乱和消费低潮。特别是社会消费，恢复曲线不会像V型反弹那么陡峭，而是来得相对平滑。指望解封后就能三下五除二地将疫情对生活生产的影响清除，让其快速回到疫情前，并不现实。
但即便如此，也不能因为生产生活被感染高峰扰乱，就否定防控优化的必要性。应看到，疫情扩散就像汛期洪水猛涨，封控无异于用物理手段围堵洪水，解封则相当于开闸泄洪。随着奥密克戎毒株的传播性持续增强，也就是水位上升速度越来越快，靠堵已经很难堵住了。这时泄洪就成了不二办法，尽管开闸后会出现洪峰，但能避免堤堰溃塌的风险。如果因为洪峰的出现就认为不该泄洪，那未免缺了些系统性考量的思维。
从社会经济角度讲，防控优化就是在重新打通国民经济血液、经络等环节的堵塞。在堵塞已经带来一堆弊害的背景下，打通经脉的循环，不是可有可无，而是必不可少。
对很多企业来说，同样是复工复产受影响，现在的情形跟封控状态下是不一样的。在封控状态下，企业很难摆脱巨大的不确定性，它们会担心今天刚恢复运转，明天来个密接又得关门歇业；会担心这波封控刚结束，下一波又在路上。而现在，企业会有相对稳定的预期，它们知道，等扛过发烧这几天，员工就能返岗了；等感染峰值过去了，更多人也就会上街购物了。
再说，回到日常生活层面看，封控终究是一种非常措施，人们在特殊时期可以为防疫让渡出行自由和经济收入等权益，但终究要回到正常化的生活中来。所以今年以来，国家层面的疫情防控政策不断优化，从“第九版”到“二十条”再到“新十条”，松绑态势很明显，它顺应的是现实形势，也是民众呼声。
但是，在“洪峰”来临时，如何保障社会受到的冲击最小，政府部门仍可有所作为。结合当前人们的反馈看，努力保障抗原、药物等防疫物资的末端供应，并用分级诊疗服务网络进行分流，避免或缓解“急转弯”带来的药物紧张和医疗资源挤兑，也尤为关键。这其中，对老年人群体的兜底保障当更加完善。接下来，完善医疗应急预案，引导多方将医疗救护资源更多地留给最需要的老年人等特殊人群，是该有的动作。优化不是躺平，而是做较坏的打算、做最好的准备。
经济层面上，针对很多企业复工受阻的情况，可以制定“一企一策”的对接服务方案，因需送上量身定制的“服务包”，帮它们解决暂时性的人手短缺难题；针对消费恢复期偏长的问题，可以考虑出台更有力的促进消费措施（如跟商家共推消费券），鼓励人们多消费。
说到底，不要因为感染高峰就否定防控优化，但当下显然不是疫情终局，我们仍然需要一起共克时艰。但好在，时艰的“时”也是暂时和临时的“时”，度过了艰难时刻，事情会在向好中变得更加可期。
（作者系资深媒体人）